拿着“放大镜”找漏洞！这位传染病专家，跑遍武汉新冠病人收治医院 原创 长江融媒  长江日报  昨天 02.jpg 4月18日上午，蒋荣猛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住院楼，准备进病房看病人 记者黄琪摄 4月18日上午，春雨霏霏，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仍有数例新冠肺炎疑难病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蒋荣猛和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教授走进病房，会诊这几例疑难病人。 49岁的蒋荣猛是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和研究中心主任医师、国家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是全国有名的传染病防治医院，在SARS期间，立下赫赫战功。 1月9日，蒋荣猛作为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来到武汉，三个多月，专家们相继撤回，唯有他一直留守，成为援汉时间最长的医生之一，全程参与“武汉保卫战”，陪武汉人民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刚来武汉一头扎进发热门诊 “从人的需要出发考虑防护措施” ▼ 03.jpg 蒋荣猛在武汉为医疗队做院感培训 刚到武汉时，面对这种未知的新型疾病，蒋荣猛毫不犹豫，一头扎进各大医院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和本地专家一道，分析疾病特点，不仅协助当地临床诊断和治疗，还发挥着疫情一线的“探头”作用。 “心里没有害怕，而是想着要会会这个新冠病毒！” 蒋荣猛说，“我从业20多年，跟许多传染病打过交道。其实所有传染病都有规律可循，只要摸清了规律就不可怕。” 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蒋荣猛近距离查看新冠病人的临床症状，了解医院收治、隔离情况。他向主管部门建议加强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的改造，加强医务人员防护，又提出“从人的需要出发考虑防护措施，既要防护到位又不能过度。个人防护要强调双向保护，不仅要保护医护人员自己，而且要保护患者，避免患者被感染。” 在蒋荣猛和其他在汉专家提供的一手信息和建议下，国家卫健委派来了钟南山、李兰娟等第三批专家，也正是他们，让武汉的疫情防控从“遭遇战”转向“阻击战”。 百天去医院不下200次 “医生对病人要有同理心” ▼ 01.jpg 4月18日上午，蒋荣猛（中间）和北京协和医院刘正印教授（左）、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吴文娟主任（右）准备进病房 记者黄琪摄 3月17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在该院感染二科战疫的空军军医大学刘全成主任与蒋荣猛会诊一例50多岁的男性危重病人。 “病人3月11日转进ICU，上呼吸机后仍意识不清，当晚上了ECMO，2小时后体内二氧化碳浓度下降，11-17日循环系统稳定，但气道压力偏高，肺部炎症没有加重。” 刘全成主任介绍了这例病人的情况。 “通过ECMO治疗，将气道压力降下来，让肺部得到休息。”蒋荣猛说。 3月中旬，随着新冠病人救治进入“攻坚”阶段，国家新冠肺炎专家组的主要任务，从初期的发热门诊调查、诊治流程梳理向重症巡查和转诊转移。蒋荣猛和其他专家一道，每天下沉到医院，看病人、协助诊断治疗，平均一天走访2、3家医院，顶着朝阳出门、披着星辰回家。江城80多家大大小小、收治新冠病人的医院，都有他们的足迹。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对症支持治疗，但医生治的是病，任何疾病的背后是人。如果忽略了人的存在，我们的治疗很难奏效。” 他一再提出，“医生对待病人，要有同理心。当一个病人身上连着电极片、监护仪，头戴无创呼吸机面罩时，会有一种窒息感，内心非常恐惧。此时，医生应多些时间陪伴病人。医生要是能握着病人的手，陪他聊些家常，而不是用命令式的语气要求病人配合，对疾病的康复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医生不妨将自己全身上下连着管子、戴着面罩，在ICU躺一天，感受一下耳旁响着各种仪器的电机声、轰鸣声，便会理解病人的不易了。” 像侦探一样找防控漏洞 “消除每一个风险点” ▼ 蒋荣猛坚守武汉三个多月，成为援汉时间最长的医生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供图 近一个月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几乎每天都会组织国家和地方的专家开展“死亡病例讨论”。专家组经过讨论发现，经过前一段时间紧张的呼吸支持等强有力的救治措施，危重病人度过呼吸衰竭“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难以避免的继发感染。尤其是耐药菌感染可能成为压死危重病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降低危重病人继发感染率，受国家卫健委指派，蒋荣猛和吴安华教授、李六亿教授二位院感专家一道，走进市金银潭医院、市肺科医院等几家集中收治危重患者的定点医院病房，像侦探一样梳理院感防控的每一个环节，帮助他们堵住每一个潜在的风险和漏洞。 蒋荣猛说：“治疗和护理中任何步骤的不注意，都有可能造成病人感染。医院只有制定严密的院感防控规则，监督医护人员严格遵照规则执行，才能消除可能导致病人感染的每一个风险点。院感防控与其说是技术上的问题，不如说是管理上的问题，而我们医院往往是重视技术多过于管理。” 参与一至七版诊疗方案的撰写修订 建议患者分型增加“重症病例” ▼ 17年前，32岁的蒋荣猛从地坛医院非典隔离病房，被抽调到北京市防治非典指挥部，负责甄别全市的非典疑似患者。两个月他和同事跑遍北京18个区县，甄别了1600多个疑似病例，无一错诊、误诊，为2003年6月24日WHO宣布北京市“双解除”做出贡献。 他说，“虽然目前新冠病毒平均病死率低于SARS，但其可怕之处在于传染性更强，感染患者基数大。”这一点，连这位“身经百战”的传染病斗士都感觉心悸。 根据临床一线掌握的情况，他参与了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一至七版的撰写和修订，并将每一版的解读和更新要点提炼出来，发布在国家卫健委官网上。 第一版诊疗方案中，临床分型只有轻症病例和危重症病例，当时危重症约占5%，会给人一种错觉，剩下的95%都是轻症。随着专家组在现场对疾病认识的深入，发现重症病人占到约20%的比例。而且，危重型病人都是从轻型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并非一发病就是危重型。认识到这一点对后来实施的“分类救治、全流程管理”救治策略是关键一步。在他的建议下，第二版诊疗方案将“重症病例”单列出来，之后，专家组根据不同分型的患者，提出针对性的治疗方法。 长江融媒出品 记者：黄琪 编辑：费吟梅 校对：毛欣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更多内容vip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