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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近全文檢索）

潘绥铭

自从1995 年开始，我自己，后来又与刘振英副教授一起，带着我的6位女博士生与女硕士生，先后调查了13个“红灯区”。按照时间顺序，它们是：1998年的珠江三角洲的A镇、中南腹地的B区、湘黔交界的C矿；1999年的珠江三角洲的A镇B场（追踪调查）；2001年夏天的四川中部的A镇、B镇、C区；2002年夏天的东北的A市、B市、C市；2002年秋天的广东某市特区的A村、B村、C村。

前三个红灯区的情况，收集在《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之中(潘绥铭著，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四个红灯区的情况，可以看《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潘绥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第五个到第七个红灯区，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一起考察的，研究成果在《情景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考察》里面(潘绥铭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即将出版)。

上述的三本书所研究与反映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来自农村的“乡妹子”，她们基本上是在城市中没有过任何工作经历的女性。

现在这本书的内容，则是包括了上述后六个红灯区的情况，是两次社区考察与个案调查的结果。

第一次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何为、张春萌一起，对于东北三个城市市区里的红灯区的调查。我们总计访谈了103个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城市户口的下岗、待业的女性。

第二次是我与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何为，在广东某个著名城市的市区，调查三个红灯区的结果。这三个地方都叫做“村”，其实都已经是标准的市区了，只是还保留着“村”的名称。我们总计访谈了115位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原来的“工厂妹”，也就是那些虽然来自农村，但是曾经在工厂里打过工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的女性。

由此可见，现在这本书所反映的，是中国性产业在最近几年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许多原来是城市女工或者“打工妹”的女性，开始投入性产业，做了小姐，而且在小姐中的比例在增加。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反映的，与前面三本书差不多，仍然是那些比较“低档”的小姐。她们主要是在各式各样的歌舞厅、按摩场所（东北）、发廊、美容美发（广东）里工作。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调查那些“高档”小姐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里，“头面人物”永远是极少数，永远也无法反映出那些底层成员的情况，因而对于该群体来说，没有代表性。小姐也不例外。那些在封闭的VIP（大人物）俱乐部里服务的、活动于高级宾馆里的、被包做“二奶”的、能够在网上招客的、号称“鞋底永远没有土”（总是坐小车、踩地毯）的小姐们，虽然也仍然值得研究，但是却不能反映中国性产业的总体情况，甚至会产生误导。

其次，“高档”小姐们往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多的独立自主程度、更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她们更加容易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那些“低档”的小姐们却几乎是沉在海底，永无出头之日。即使在社会现在所说的“弱势群体”中，也仍然没有把她们包括进去。总该有人替她们表达与诉求。我们自愿做这样的人。

当然，这本书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猎奇。我们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来发现与分析一系列很重要的学术问题。总结起来，这样的学术问题至少有7个：

1. 性产业里所实行的生产关系与财产所有制，对其存在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小姐们从事这个职业，究竟是不是她们自己的“理性选择”？

3.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

4. 中国的任何一种社会组织要想存在，一是靠权力，二是靠亲情；三是靠利益。那么在红灯区里，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究竟是什么样呢？

5. 红灯区的社会结构，究竟是社会网络式的，还是科层结构式的？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

当然，现在这一本书是无法解释所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相信，对于红灯区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简单反映现实而已，而是促使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理论。这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的原创。说白了，如果从性产业里都看不出社会意义来，如果连红灯区都解释不了，那么一切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家也就没什么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