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和學術環境的焦慮，富里迪用它一直以來的繁複思考方式嚴正檢視學術界的種種環節。與社會大眾的重新定位和結合，是富里迪極欲在本書提出的討論。在許多嚴肅、甚至苛刻的評論中，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可以從本書獲取討論這個大問題的一個起點。富里迪的寫作方式嚴謹複雜，文筆與一般現在的敘述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特色在於他對問題的直接處理，讓知識菁英和有意探討相關問題的人有一個可以參考的基礎。

「知識分子」是絕種還是充斥？一場迅速蔓延的危機感，焦慮的卻也只有那一群對這個詞有反應的特定人種。作者佛蘭克‧富里迪懷疑，如「啟蒙時期」全知的羅素、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那一派博學多聞，對大眾事務關心的知識分子其實已經都是投機取巧者、智庫說客、狡辯家的偽善面具。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我們因為某些原因結合了最廣的教育層次和最低層的文化涵養。富里迪用他對知識界的熱情和對此危機的迫切焦慮，闡述了知識分子如何做出在文化和民主上該扮演的角色，也聲明社會應該要理出一個知識分子和大眾能一同討論的空間。

一段時間以來，作者深切感受到知識分子的迷失，並為此煩惱不安，這種感覺似乎困擾著我們文化機構、大學和專科學校中的許多人。公眾有權聽到來自我們文化的高質量的學術討論，而且，最為有著無限潛力的聽眾，他們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本書就是寫給眾多聰穎的男男女女，他們渴望一種更具挑戰性的學術和文化生活。

本書並不是哀悼學術生活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我們並沒有變成白癡。我們有多令人難忘的藝術作品和科學成果，我們也繼續做出出色的發現。本書旨在對我們當前著書發展思想、教育民眾和塑造新型公眾的方式展開研究，對當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主根基和保護主義同時提出質疑，即把大眾參與描繪位無法保持優秀標準和諧共存。我認為今天的文化精英們從心底裡接受了這一看法，這導致了對待學術生活的庸人主義態度和有害的工具主義態度日益興盛。一個文化如果把辯證等同於乏味的專業觀點，這個文化就會出現冷漠和社會疏離。由於所有這些都確實至關重要，一場對抗庸人文化的文化戰爭早就該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