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书法史上，写经是特别的一脉。写经既是传播佛学的重要途径，更寓有消灾求福的祈求。即使是宋以来，印刷术盛行，替代了写经生的抄经，而在文人中仍多有书经的作品。

古写经，一般可分为私抄本及官书本两类，官书自北魏即渐渐形成了写经的制度。至唐代译经皆有负责的监官，对写经文本，有初校、再校、三校，最后有监官署名。在一些经卷上还录有书手、装潢手及主事校阅者的名款，严肃而庄重。官方写经始自北魏而戛止于五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是经书由手写转而为印制的主要原因。

写经的传世本本不局限在敦煌，但由于传世的写经历经兵燹及种种劫难，而存世极少。敦煌所藏的写经，大抵是宋时避西夏之乱，而将大宗的前期佛经秘藏于莫高窟。这批藏之密室逃过劫难的珍罕写经等文物，在光绪庚子（一九00）年，方始在一极为偶然的机缘中得以重现于世。惜清末之世，政治腐败，使这一珍罕秘藏中的大部被西方狡狯的盗宝者掠走。这不能不说是大幸中的大悲。这些被窃盗的文物，今多存于英国、法国和俄国。

此《大智度经》卷，吾师谢稚柳先先生审定为初唐人书，书风已由隋人气局中脱出，呈现出初唐书写所特有的精严、娟秀与纯正。卷长六米，书字五千，首尾贯一，品相洁净完整，堪称是一件出自敦煌石窟的佳作。